当地时间7月4日，世界原子能组织（IAEA）总干事格罗西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递送IAEA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评价陈述，也意料之中地发布了有利于日本这一方案的定论。
随即，有日本媒体宣布，日本政府方案最早8月开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入海。
日方数据是否完好、检测样本是否充沛、水中是否含有其他无法处理的放射性核素、对海洋生态有哪些潜在威胁……在133万吨核污染水即将被排入大海前，日本仍然无法消除外界的质疑。
而格罗西也着重，IAEA的陈述并非为日本的决议方案“背书”，如何解决这些“ALPS（多核素处理系统）处理水”是日本的“国家决议方案”。
IAEA为何一方面认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契合相关世界安全规范”，一边又否以为日本“背书”？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是否违背了世界法？世界法能否阻挠日本自以为是？面对哪些困难？假如无法阻挠，咱们又该如何应对？
观察者网邀请我国社会科学院海洋法专家王翰灵、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就有关问题进行解读和评论。
当地时间2023年1月20日，日本福岛县大隈，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榜首核电站的核污染水贮存罐 图源：视觉我国
“这不是推荐，也不是背书”
到本年4月，福岛榜首核电站的所谓“处理水”总量已达到133万吨。依据格罗西4日向日方递送的IAEA评价陈述，IAEA以为日本采纳的排放“ALPS处理水”的办法和举动“契合相关世界安全规范”。此外，按照东京电力公司（东电）目前的规划和评价，将“处理水”有控制地逐步排海对人和环境发生的放射性影响能够“忽略不计”。
可是，格罗西在陈述中着重，排放贮存在福岛榜首核电站的所谓“处理水”是日本政府的一项“国家决议方案”，IAEA的陈述内容既不是“推荐”（recommendation），也不是对该方针的“背书”（endorsement）。
据路透社报导，格罗西当晚在日本记者沙龙对记者表明，“咱们有必要认识到，此类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他着重，排海举动将持续30至40年，而日本对此具有“终究决议权”。
我国社会科学院海洋法专家王翰灵对观察者网指出，IAEA没有核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权利，是日本政府自动请它做评价陈述。
在王翰灵看来，这份陈述不能说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是安全的，因为它得到的样品和数据不全面，不能保证其检测成果的全面、精确、客观。
“且日本政府偷换概念，把IAEA的监督权当作核准权，将其出具的陈述当作‘护身符’。”王翰灵指出，“依据《世界原子能组织规约》，IAEA的职责包括援助、信息沟通、专家培训、制作设备等，但并不包括批准、决议核污染物排放。并且其并非核污染物排放入海的仅有世界监督组织，世界放射防护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经合组织的核能署等组织一起有权进行监督。”
当地时间7月4日，IAEA总干事格罗西在东京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递送IAEA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评价陈述 图源：IAEA网站
“因此，IAEA自动弄清其陈述内容既不是‘推荐’，也不是‘背书’，这反映了IAEA复杂而奇妙的心态：既想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供给支持，又不想承当职责。”王翰灵说。
他还说到，2021年，当日本政府决议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后，格罗西榜首时间发声明，对日本这一决议表明欢迎。“这说明日本政府事前现已跟格罗西单方面沟通，后者则在没有对日本核污染水进行科学评价之前就表明欢迎。许多国家、组织和人士对此持批评态度。”
在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看来，IAEA是涉核问题最首要的世界组织之一，其愿意对排海方案进行评价，或许也是为了体现这一主管地位。
至于为何表述慎重，秦天宝做出三点分析。榜首，依据揭露发布的音讯，IAEA的评价范围好像受到日方严厉限缩，日方只允许其评价排海这一个选项的安全问题。因此，该组织作出的评价定论也仅仅针对排海方案，而不是将排海方案与其它可选方案进行对比，得出“推荐”排海的定论。
其次，日方大规模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核污染水与核电站正常运转所发生的废水并非同一概念。关于排海方案所涉核污染水的处置，世界社会没有广泛承受的规则和规范，IAEA仅能参照相关安全规范做出评价。
最终，据报导，IAEA的专家评价团队成员并非一致赞成评价定论，关于排海方案的安全性问题，其内部好像没有达到一致，归于科学不确认问题。
路透社报导：世界原子能组织负责人暗示专家团队内部发生分歧
“许多科学家以为日方供给的数据不完好”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安全性”看似得到了IAEA的“认可”，但全球科学家仍然忧心忡忡。
“许多优异的科学家以为，（日本）迄今为止供给的数据是不完好的。”独立辐射监测组织Safecast首席研究员阿兹比·布朗（Azby Brown）对《纽约时报》说。
他以为，虽然排出的核污染水对人体健康构成的危险“比日常暴露于辐射的危险低数千倍”，“但整个进程仍是不够通明。它不够广泛，也不够全面。”
布朗表明，日本一再保证处理过的水满足安全，并表明现已过滤掉了大部分同位素，但其间仍然含有微量的氚，以及少量的碳-14和碘-129。
“水里有什么？咱们真的不知道。”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世界研究学院低浓度放射性丈量专家达尔诺基·韦雷斯（Ferenc Dalnoki-Veress）曾提出质疑。他指出，东电只从四分之一水箱里抽取了少量的水，检测了氚的浓度和其他有限的放射性核素。他忧虑其他放射性核素或许“溜走”。
作为太平洋岛国论坛（PIF）委任的世界科学家之一，韦雷斯负责评价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他本年5月承受《韩国时报》采访时宣布，日本政府的协作程度并不令人满意，有一次他们要求日方供给关于核污染水贮存罐中的数据，后者花了54天才供给。
同为PIF委任科学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凯瓦洛海洋试验室主任罗伯特·里士满（Robert H. Richmond）本年初承受《年代》杂志采访时泄漏，当科学家企图从日方获得更多数据时，这些能够帮助做出合理决议的要害、基础数据存在缺失现象，这“极其令人忧虑”。
2022年3月，太平洋岛国论坛宣布委任核问题独立专家小组，中间者为罗伯特·里士满，右一为达尔诺基·韦雷斯
王翰灵指出，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日本并未充沛回应外界的关心，在许多问题上未能服众。
秦天宝表明，虽然日方承受了IAEA的监督，可是从方案宣布到铺设排放系统管道、再到本年6月的试排放，日方在落实排海方案上并未充沛尊重他人观念。
“假使真像日方所称，将以科学、安全和通明的方法处理核污染水，并承受严厉的世界监督，那么在IAEA构成陈述之前，整个项目都不应有任何进展。” 秦天宝说。
这些年，日本如何为核污染水“洗白”？
为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日本政府现已策划多年，在正式作出宣布前，就时不时向媒体放风，试探民众的反应，并努力安抚国内持对立定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2021年2月，日本国会正在审议的2021年度预算案中，主管灾后重建及核事故处理的复兴厅申请了20亿日元预算，作为消除福岛榜首核电站事故形象受损的费用，较2020年度原始预算的5亿日元添加4倍。
2021年4月13日，也就是日本政府正式决议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那天，日本复兴厅发布的宣传单上，赫然出现了氚的卡通形象。日媒称，将福岛核污染水中难以过滤的放射性核素氚“吉利物化”，方针是“为氚发明亲近感”，并宣传核污染水的安全性。
日媒报导截图
路透社此前宣布，在日本发布核污染水排海决议前夕，一名日本高级官员给媒体发邮件，要求在报导中不要运用“受污染”（contaminated）一词（来描绘污水），称这个词具有误导性。
一些日本媒体还企图混淆视听，将各国一般核电站发生的核废水和福岛核污染水混为一谈。可是，福岛榜首核电站发生的是最高等级的核事故，其发生的核污染水同正常运转的核电站废水完全是两码事。
在日本政府竭尽全力的宣传下，日本民众对排放核污染水的支持率逐步提升。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朝日新闻》本年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现，首次有更多人附和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方案，附和者达到51%，不附和为41％。此前两年的民调中，附和和不附和者占比相当。
日本经济产业部2月发布的调查成果也显现，福岛县居民对排放核污染水的支持率已从2022年9月的46%添加到51%，国内其他区域的支持率则从44%增至46%。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马克西姆·博莱里（Maxime Polleri）以为，日本正在十分慎重地塑造其向太平洋排放“核辐射水”（radioactive water）的叙事。
博莱里本年6月在美国《外交学者》撰文，指出日本政府和IAEA简直不会用向海中“倾倒废水”这类措辞，而是用“排放”“处置”“稀释”等表述。在议论被氚污染的水时，他们更也倾向于运用“ALPS处理水”这种高度技术性的术语，而不会用“污染物”、“废水”这类词汇。
博莱里以为，此类表述将对污染的评论引入技术领域，把“废物倾倒”这种不受欢迎的做法转变为“管理处理过的水”这种看似合理的方针，从而让大众对当局发生信赖。此外，科学术语也在一般人和专家之间“划分等级”，当日本渔民表达忧虑时，他们就会面对被描绘成“不理解方针背面科学的人”的危险。
“游说”还在持续
在IAEA发布终究陈述前夕，日本政府抓住机会“最终冲刺”。据NHK报导，岸田文雄6月30日与多位阁僚举办会议，要求采纳措施避免流言散播，并向国内和国外认真解说和传达信息。
在拜访日本、发布IAEA“终究陈述”后，格罗西此行的任务没有完成，他将在7日至9日拜访韩国，会晤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刘国熙、韩国外交部长朴振等人。此后还将拜访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
韩联社称，有观念以为，格罗西访韩意味着韩国政府针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科学技术性评论也已接近尾声。韩国国务调整室榜首次长朴购然4日表明，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与IAEA同为监管组织，有必要共享日方排放设备的技术事项等信息并开展协作，韩国政府也将择期发布自己的归纳评价陈述。
当地时间7月4日，韩国最大在野党一起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同议员团体对立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图源：视觉我国
由18个国家和区域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PIF）一向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表达“严重关心”。部分岛国曾是美英法的核试验场，加之渔业是首要产业，让这些国家对核污染问题十分敏感。
可是，PIF成员国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新西兰广播电台（RNZ）网站6月30日征引世界法和环境法专家邓肯·柯里（Duncan Currie）的观念，以为依据《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又称《拉罗汤加条约》）第七条规定，签署国有责任“避免任何人在其领海内倾倒放射性废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但一些太平洋区域的领导人“由于没有站出来对立日本的方案，从而破坏了《拉罗汤加条约》的方针。”
观察者网注意到，去年底，有组织要求新西兰政府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采纳法律举动，但被驳回。新西兰外交贸易部发言人其时回应：“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核安全，而不是核武器或核裁军。日本正在与太平洋同伴进行对话……新西兰支持持续这一对话。”
“假如他们（太平洋岛国）团结起来，太平洋区域就会变得强大。不幸的是，使用他们的脆弱性太简单了。”柯里说。
还能阻挠日本吗？
王翰灵指出，依据一般世界法和《联合国海洋法条约》等规定，日方有责任采纳全部措施避免环境污染，有责任通知并与或许受影响的国家充沛洽谈，有责任评价和监测环境影响，有责任采纳预防措施保证危险最小化，有责任保障信息通明，有责任开展世界协作。
可是，日方企图拿各种借口推卸职责、逃避责任，在未充沛研究论证各种处置方案的情况下，仅出于一己私利就决议将核污染水向海洋一排了之，这是将危险转嫁给其他国家和全人类，是极不负职责的。日方此举至少违背《联合国海洋法条约》第194条、第195条、第200条、204-206条的规定。
秦天宝指出，在日本方案向海洋倾倒核污染水的整个进程中，好像始终没有尽到与包括我国在内受影响区域各国的协作责任，也没有制定切实有用的应急方案。此外，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或许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行逆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将涉嫌违背《联合国海洋法条约》第192条、第195条、第198条、第199条等一系列有关海洋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条款。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2日，日本福岛县，渔民在港口捕鱼 图源：视觉我国
事实上，无论IAEA是否发布有关陈述，日本都已铁了心要把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法是否能够阻挠日方的行为？
秦天宝以为，现阶段，单靠世界法阻挠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存在必定的困难。“关于排海方案，最有用的法律手段是向世界司法组织提起诉讼或请求宣布咨询定见。可是，困难之一在于构成紧密有力的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成等问题的依据链。”
秦天宝指出，考虑到核辐射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我国目前首要应对之策，应该是制定全面且有用的应急预案和预防性措施，保障公民健康权。一起，应提高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和水平，加强相关研究，确认海洋环境辐射含量阙值，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核污染问题，保证滨海生态环境安全。上述监测信息一方面是我国采纳应对措施的必要基础，另一方面也能够作为未来世界司法途径中所需之科学依据。
在王翰灵看来，目前世界社会缺少世界强制执行组织阻挠日本核污染排放，且虽然西方许多科学研究组织和专业人士以为此举有害并提出对立，但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意图简直团体失声。我国则一向敦促日方正视世界社会和本国民众的合理关心，以契合世界责任、世界安全规范和世界杰出实践的安全方法处理核污染水，避免将不行预测的危险转嫁给世界社会。
王翰灵指出，国内外有一种定见以为，应该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问题诉诸世界法院或世界海洋法法庭。可是，相似这样的世界诉讼首要需要有关国家或世界组织获得一致，有坚决的政治意愿。其次，这种诉讼取证比较困难，诉讼时间长，也存在许多政治和技术阻止。
“在此情况下，我国应该持续通过外交途径，以相关世界法为基础，与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及世界社会一道，敦促日本停止核污染水排海方案。一起，我国应该禁止进口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核污染海产品及其他产品，还能够考虑对日本东电公司及相关人员实行制裁。”王翰灵说。